TIME:2015-09-21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開始為自己在南京東郊的鐘山營建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陵墓,史稱孝陵。于此同時,朱元璋按古禮法將一批開國功臣死后祔葬于南京周邊地區(qū)。這些開國功臣的子孫后代死后相聚歸葬其先祖的墓葬旁,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明代功臣家族塋園。
位于南京市南部的雨花西路上,就有著這樣一處明代開國功臣家族墓地。墓主宋晟,字景陽,安徽定遠人,早年隨父親宋朝用、兄長宋國興參加了朱元璋的起義軍,在推翻蒙元的戰(zhàn)斗中屢建奇功,歷任建寧、江西、大同、陜西四都司指揮使,后升右軍都督府僉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任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委以西北邊務,永樂三年封西寧侯。宋晟歷經(jīng)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前后出鎮(zhèn)西北涼州地區(qū)四次,計二十余年,對保衛(wèi)明初西北邊疆做出了杰出貢獻。宋晟在永樂一朝極盡恩寵,明成祖朱棣分別將文成公主、咸寧公主下嫁給宋晟二子宋琥、宋瑛,他是朱棣統(tǒng)治西北廣大地區(qū)的得力助手。《明史?宋晟傳》記載:“帝以晟舊臣,有大將才,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tǒng)制一邊,寧能盡拘之法’。即敕晟以便宜從事。” 宋晟卒于永樂五年(1407),死后追封“鄆國公”。
1960年早春3月的一天,城南中華門外能仁里郎宅山西側取土中意外發(fā)現(xiàn)了宋晟家族墓葬。南京市博物館前身的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派出專業(yè)人員對宋晟家族墓葬進行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宋晟家族墓葬共清理了6座,分布在三個圓形土墩內(nèi)。三個土墩為南北向依次排列,根據(jù)墓葬內(nèi)出土墓志的志文可知,中間的土墩埋藏有宋晟父親宋朝用和夫人的兩座墓葬,南面的土墩埋藏有宋晟和夫人葉氏的兩座墓葬,北面的土墩埋藏有宋晟兩位夫人丁氏和許氏的兩座墓葬。
除宋朝用夫人墓葬為磚室石頂結構外,其余五座墓葬均為磚室券頂結構。砌筑墓葬的墓磚與南京明代城墻所用的大磚尺寸相同,墓室內(nèi)可見有擺放隨葬品的祭臺、放置棺木的棺床、以及設置在墓壁上的壁龕等設施,這些都是南京地區(qū)明初功臣墓中普遍存在的特征。由于種種原因,宋晟家族墓葬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在了,僅留存兩通墓葬前部的神道碑。一通神道碑是玄孫宋愷為宋朝用所立;另一通神道碑是宋晟兒子宋瑛為宋晟所立。這兩通神道碑現(xiàn)已經(jīng)歷五百多年的風櫛雨沐,表面坑洼斑駁,碑文腐蝕泐失,但其高大的體型,規(guī)整的制作,精細的雕工,仿佛向人訴說著該家族當年尊榮顯赫的地位。198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將其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和展示。
宋晟家族墓葬內(nèi)出土了陶瓷、金銀、銅鐵、玉石等不同質地的珍貴文物近百件,一批以金首飾為代表的文物,不論是造型樣式,或是精美程度,還是科研價值,都是明代同類器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明代的金首飾多出于帝王、外戚、勛官、貴族等陵墓中,南京地區(qū)的“中山王”徐達、“黔寧王”沐英、“西寧侯”宋晟等為代表的明代開國功臣家族墓葬中出土的金首飾,獨具特色。南京市博物館珍藏的明代金首飾在全國博物館同類遺物中,不僅數(shù)量眾多、種類豐富、而且造型奇巧,工藝精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研究價值。
我國古代金銀器制作的傳統(tǒng)手工藝發(fā)展緩慢,各個時代的金首飾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但制作工藝變化不大。至明以后,金首飾大量用于王公貴族的服飾中,使其在裝飾內(nèi)容、表現(xiàn)手法和工藝制作等各方面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這一時期金首飾的風格一改唐宋以來的豐滿矯健、清秀典雅,呈現(xiàn)出濃艷華麗,富麗堂皇的特點。明代金器制作在沿用傳統(tǒng)工藝基礎上,并借鑒其它手工制作業(yè)的技法,形成了錘鍱、焊接、鏤雕、鏨刻、掐絲、累絲、鑲嵌等多種成熟的技法,或鑲嵌琥珀、瑪瑙、水晶、玉石、寶石,或累絲編織立體造型,或鏨刻精美細致的紋飾,使得精美的黃金造型與玉石珠寶等名貴物品融為一體,交相輝映,色彩繽紛。許多首飾集實用、觀賞為一體,反映出明代金銀細作達到很高的水平。
明代的金首飾可分為冠飾、發(fā)飾、耳飾、腕飾、指飾、腰飾等,從頭到腳,蔚為大觀。
冠飾指束在髻上的發(fā)罩或發(fā)冠,為貴族燕居時的冠戴,男女形制不同。明代西寧侯宋朝用墓中出土的一件金束發(fā)冠就是典型的男子冠飾。冠上綴五道直梁狀凸線,中部隆起,邊緣用直線做出寬邊,兩側各鏨刻兩孔,兩兩相對,使用時罩在發(fā)髻之上,用簪固定。冠上梁的數(shù)量,除起裝飾作用外,又可辨官員的品級。南京將軍山定遠王沐晟墓出土的云紋金冠,為女性所用,半月形的金冠上錘鍱云紋,一堆鑲嵌紅寶石的金簪與金冠配套使用,造型和工藝十分精美。
發(fā)飾指佩帶在發(fā)髻上的飾件,起到裝飾和固定作用。發(fā)飾的品種最豐富,又以簪釵種類最多。有的簪釵將裝飾紋樣放在簪的頂部,有的放在側面,有的簪針較長,有的較短,這說明明人在簪釵的使用上有較為細致的分工。用于發(fā)髻正面的為“挑心”,用于發(fā)髻頂部的為“頂簪”,用于發(fā)髻后面的為“分心”,用于發(fā)髻側面的為“掩鬢”。功用不同,竭盡能巧,體現(xiàn)了很高的藝術造詣。太平門外板倉徐達第五世孫魏國公徐俌的夫人墓中出土的鳳凰形金簪最為精美。簪針扁平作鉤狀,鳳凰挺胸揚尾聳立于祥云之上,鳳首與鳳爪用炸珠結焊成,鳳尾、鳳翅均用壘絲制成,羽毛部分則采用兩股金絲編織而成。從明代命婦畫像中可知,這種成對的鳳凰形金簪是用于鳳冠之上的插飾,鳳嘴尚可懸掛珍珠類飾物垂下。這對金鳳凰工藝非凡,用細如毫發(fā)的金絲和谷粒大小的金珠,根據(jù)鳳凰各部位特征分段制做,完整地展現(xiàn)了鳳舞長空美的造型,代表了明代金銀細工的高超水平。
耳飾有耳墜與耳環(huán)兩類,一般用粗金絲做成S狀穿于耳垂,再在另一端焊接各種妝飾。最精致的當屬太平門外板倉明代徐達家族墓出土的藥神形金耳墜,耳墜造型為藥神形象,上部為六瓣蓮花,下部為一荷鋤背簍女子,女子頭挽高髻,頸戴項圈,身著雙層蓮瓣衣裙,雙手持飄帶環(huán)繞其身,背簍中露出一枝靈芝,藥神立于蓮花座上,耳墜采用花絲、鑲嵌、錘鍱、焊接等工藝制成,造型精巧,栩栩如生。
腕飾指手臂及手腕上的裝飾物,主要有金釧和金鐲兩大類。釧以其響聲稱作“跳達”、“條達”、“條脫”,明朝人也稱作“手釧圈”。金釧以錘扁的金條彎制成螺旋狀,少則數(shù)圈,多則十余圈,還能根據(jù)需要調(diào)節(jié)其松緊。太平門外板倉徐達第五世孫魏國公徐俌的夫人墓出土了牡丹蓮紋金釧,金釧盤成七圈,用金絲相連并調(diào)節(jié)松緊,金釧的一端淺刻牡丹、夏蓮、秋菊、冬梅等四季花卉,富麗堂皇,雍容華貴。江寧將軍山沐英第十世孫黔國公沐叡墓出土的嵌寶石金鐲,鐲子寬大,鐲頭作雙龍首,龍角、須、髯、睛制作精細,鐲上一個個金托內(nèi)鑲嵌著紅、藍寶石,有一些金托內(nèi)失去了鑲嵌物,或許是珍珠、車渠之類的有機物,因久埋地下而風化無存了。但是我們從這副金鐲可以想象的出當年精美異常的情景。
腰飾,指佩帶于腰側的飾件,明代服飾的特色之一是在腰帶上佩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種飾物。垂掛在胸前的叫“墜領”,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來有響聲的叫“禁步”,這些佩飾統(tǒng)稱叫“雜佩”,形制多種多樣。江寧將軍山沐英第十世孫黔國公沐叡墓出土一件特別的佩飾叫“金事件”,是在一條金鏈上,以環(huán)相連掛著鑷子、牙簽、耳挖和小刀四個小物件。這些小物件可以收在金鏈下的圓形小筒內(nèi),圓筒上刻著一幅畫,兩位男子身著袍服,倘佯在山水之間。圓筒只有8厘米長,直徑在1厘米,在如此小的空間里精心描繪的山水畫,令人叫絕。這件“金事件”將生活常用小雜件構思巧妙的制作在一起,不僅使用起來十分方便,而且器物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藝術觀賞性。
指飾指佩帶在手指上的指環(huán),明人稱作“戒指”、“手記”、“代指”等。在戒面的處理上有多種表現(xiàn)手法,有的戒面為素面,有的界面刻或鏤花紋,有的戒面上鑲嵌有寶石、貓眼、綠松石、珍珠等名貴珠寶。江寧將軍山沐英第四世孫黔國公沐瓚的夫人墓中,出土了3只金戒指,一枚上嵌著綠松石,另兩枚則嵌著紅寶石, 做工精巧。
在明代功臣墓出土的金飾品中,江寧將軍山沐英之孫沐斌之妻梅氏墓出土的嵌寶石金盒和沐斌之妾邢氏墓出土的佛像紋金盒,最為精美。兩個盒子的形狀大小相仿,嵌寶石金盒的盒面滿飾蓮花、如意云紋,上嵌紅寶石、藍寶石與綠松石。盒側面飾纏枝蓮紋,盒底以如意云紋為地紋,上刻梵文六字箴言。佛像紋金盒正面為佛結跏趺坐于蓮座上,身著通肩大衣,衣質輕薄貼體,衣紋線條流暢。手作禪定印,身后有背光。四角分別飾禪杖紋。金盒底部刻有梵文六字箴言及“福”字,四角飾云紋。金盒制作工藝精湛,裝飾華麗,具有極高的宗教、歷史和藝術價值。
縱觀明代功臣墓出土金首飾,大凡都經(jīng)過巧妙的設計,精細的加工,使得它們造型奇巧,色彩斑斕,美不勝收,是古代金首飾經(jīng)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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