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2015-09-21
玻璃廣泛的應用于日常生活中，同時也用于工業(yè)和科研生產中。因其具有透明、反射、溫變、著色等特性，可以運用工藝手段進行浮飾、刻磨、吹塑、拉絲等，精雕細琢，使得玻璃藝術品精巧玲瓏的風格，顯示出藝術魅力。我國玻璃歷史源遠流長，天然蘇打與沙灘上的石英砂發(fā)生化學反應而產生的晶體，這就是最早的玻璃。早在西周時期，我國陜西寶雞茹家莊伯夫婦墓，以及洛陽中州路、龐家溝，陜西灃西、張家坡等地西周墓出土了一些人造珠管,被稱為早期玻璃。《尚書·禹貢》中就出現了“璆琳”一詞，。璆琳本意為美玉，古人借其稱呼似玉的玻璃。出土于徐州北洞山漢墓的玻璃杯是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中國自制玻璃容器，制造于公元前2世紀。當時的國產玻璃不透明，器壁較厚，和今天的玻璃完全不同。這些玻璃雖然無法像玉器、陶瓷一樣普及，卻在工藝品文化和發(fā)展史中占有一席之位。
南京市博物館收藏有一批東晉時期的玻璃制品，十分精致。1970年出土于南京象山M7的兩件玻璃杯，形制相同。高10.4厘米，口徑9.4厘米，底徑2.5厘米，壁厚0.5—0.7厘米。玻璃杯色黃微泛綠，較透明，內有氣泡。杯身似筒形，口稍外侈，深腹，至底收斂，平底。杯身磨光，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紋及平整的花瓣，腹部有七個橢圓形裝飾。器形端莊優(yōu)美，具有異國風采。
1998年出土于南京仙鶴觀M6的一件玻璃碗。高7厘米、口徑9.1厘米、厚0.1－0.15厘米。玻璃碗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氣泡。直口微斂，束頸，弧腹，圜底。肩腹有三組極淺細和弦紋，腹及底部有四周磨光的豎長橢圓形花紋，其中第三、四周之間還有一周七個橫長橢圓形紋飾。紋飾簡潔明快，特別是運用橢圓形大小錯落的變化，組成花形圖案，使器形更顯得端莊秀美，別具一格。
出土于南京富貴山東晉墓地的玻璃碗，高7.8厘米、口徑8.5厘米、腹部最薄處僅0.2—0.3厘米、底部最厚處為0.5厘米。玻璃淡藍色，透明度高，圓唇，斂口，束頸，球腹，圜底稍內凹。有20條磨刻的線隱隱隆起從底部延伸到碗下腹部，似為花瓣形裝飾。出土時它承托在一件高3.7、口徑11.5厘米的圜底銀碗中，足見墓主人對它的珍愛。
這幾件玻璃器皿的主人都是當時身份顯赫的人物。南京象山是瑯琊（今山東臨沂市北）王氏的一支——尚書左仆射王彬的家族墓地所在。瑯琊王氏從西晉太保王祥以來，直到梁陳之世都是上層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主要豪族。隨葬玻璃杯的7號墓位于象山西麓的半山坡上，據專家考證屬東晉早期，其墓主人為王彬的次兄王廙之墓。王廙生前地位十分顯赫，官至荊州刺史、平南將軍、武陵侯，死于晉元帝司馬睿永昌元年（322），隨即“喪還京都”，葬于建康（今南京）。仙鶴觀M6的墓主人是東晉名臣高崧的父母高悝夫婦。高崧，字茂琰，廣陵（揚州）人，曾任侍中（皇帝身邊的近侍重臣，官三品，秩二千石）等職，據《晉書·高崧傳》記載，其父高悝，官至丹楊尹，光祿大夫，丹楊尹作為京都建康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地位十分特殊，位次九卿之下。光祿大夫亦多為在朝顯官加贈，位在諸卿之上，史書即載高悝“遂歷顯位”，“備位大臣”。南京富貴山是當時東晉帝陵的所在地，雖然該墓從墓葬的結構和規(guī)模來看可以排除帝陵的可能性，但該墓出土包括青瓷、金、銀、銅、鐵、玉、石、玻璃、琥珀、炭精等各種質地的器物60余件，而且制作精美，不少器物很罕見，絕非當時一般貴族和官僚所能享用，
這幾件玻璃器有著濃郁的異域玻璃器的風格。公元三至七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yè)最為興旺發(fā)達的時期，除了生產大量玻璃珠飾、紡輪外，還制造精美的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由于這個時期主要是薩珊王朝時期，一般將它們稱為薩珊玻璃。薩珊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補了羅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蘭玻璃興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在繼承和發(fā)展玻璃工藝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這些玻璃碗、玻璃杯的腹及底部飾有四周磨光略內凹的豎長橢圓形花紋，這種磨花工藝是薩珊玻璃風格。通過對其殘片成份的檢測，玻璃屬鈉鈣系統(tǒng)玻璃，不同于中國的鉛鋇玻璃。與國內同期發(fā)現的同類玻璃一樣，都是薩珊玻璃的典型。
玻璃杯和玻璃碗的出土是南京地區(qū)考古發(fā)掘的重要發(fā)現和收獲。是六朝時期中外貿易往來的重要見證。四件玻璃器都出土于當時的東晉建康都城，說明都城的重要地位。它們?yōu)槲覀冄芯繓|晉時期的經濟狀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實物資料。